(1983版)正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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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类似思路的转换恰是基督教论象征体系的特色,可类比的例子还有基督的性器官与酒神巴克斯的阳具之间的置换;神秘的羔羊与任何一种兽形纹章;基督的荆冠与俗世君主的王袍;基督受难之刑具[arma Christi]与代表王权的骑士纹章盾;以及十字符号与罗马之鹰。基督教从古罗马军国主义中汲取了标准化的纹章图样,或是作为一种炫耀得胜的战利品。作为古罗马帝国标志的猛禽,被直接置换成了基督承受钉刑的十字架,成为标志基督教胜利的章。在这个例子里,基督教对古代传统的象征义的转换仅限于表面形式。而在分析、比较“阴茎夸耀”象征义之转换的这一举例中,其困难之处就在于两种图式在形式层面上的相似,而对个案意义的分析,最终只能在各自的语境中进行——然这个语境又属于普遍共同信仰的一部分。圣婴展示性器官,并非为主张充满攻击性的阳刚之力,恰恰相反,其意在表达上帝在受肉后同时也具有了人性的弱点这一假设。它并非对至高无上的肯定,而是造物主对自身与凡人血脉相通这一屈尊之举的认可,造物主降格至与其所造之物同享一个身份是全然心甘情愿的。不仅如此,基督的性器官的寓意亦有别于酒神的阳具,它象征的不是大自然的繁殖力——通过割礼,象征着对被污染了的自然的修葺——是为了献祭上帝而奉上的牺牲。[1]这生命力的象征最初所产生出来的不是精子,而是象征救赎的鲜血;借用诗人克拉肖献给受割礼的圣婴的辞藻,它生产的是“死亡在孕育过程中所结出的最初的果实。”我们注意到在约斯··克莱弗[Joos van Cleve]与雅各布·约尔丹斯[Jacob Jordaens]杰作中,出现了某种共通的情结:在两件作品中,都以红珊瑚十字架念珠串与宝石去掩映、装饰圣婴的私处。(图5960[2]

约斯··克莱弗,《圣家族》,约1515—152049 x 36.5),伦敦,国家美术馆


雅各布·约尔丹斯,《圣家族》,约1620—1625123 x 93.9),伦敦,国家美术馆

异教统治下的古代文化,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艺术如何发掘宗教神话的内涵提供了指引。在我们所探讨的图像中,圣婴的阴茎被指派去担当救赎人类这一使命中一个残酷而积极的角色,它不仅是基督具有人性的证明,还经历了基督在诞生之初所践行的第一次牺牲。被暴露——或是被“神秘羔羊”所触碰的器官——象征了上帝作为人类的生与死——也许,甚至包括了他的复活。这同时并行的多义功能无可避免地指向了教论中基督受割礼的意义,在割礼的理论中包含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文本支持。由于此前没有针对讲经布道在传统中对基督割礼问题的关注与基督教图像的关联性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引用了一系列在梵帝冈割礼节上发表过的布道文。那些无可避免、重复冗繁的修辞可能让人感到疲倦不堪,更何况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道文总在那么几个相同的论题上喋喋不休。但遵照基督教教义,一个循规蹈矩的教徒应在这种单调重复中感受到喜悦;创意与新颖才是让人恐惧的的东西。一个传道者应该勉力于一丝不苟地反复实行正规教义中认可的事项——正如某位热恋中的十四行诗人所云,“再写一遍早已滥用的陈腐词汇”,“再颂一次早已倾尽的真挚心声”。

但你或许想问,布道者仅仅为了相互论证同一个话题而在每年元旦聚在一起,也许自有他们的道理,可这跟上文想要探讨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的回答是:说明了他们所争论的话题并不是个别人的异想天开,而是一个必须反复申明的问题——意义与效忠的誓词同然。


遵循旧约律法,圣婴在诞生后的第八日接受了割礼,于同日受名耶稣。正如我们在路加福音(2:21)与圣保罗的文中读到的,洗礼是对旧约所订下的立约仪式的一种替代。对基督而言,洗礼实质上是一次精神层面的割礼(西2:1112)。上述观点直接源于圣经。

根据史料,我们可以追查到,教会将主基督割礼及命名日正式定于11日的时点最晚不超过公元6世纪中叶。在此以前,教会对割礼的神学意义在几个关键点上已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首先,圣保罗的预表相似说依然得到了一致的公认;割礼与洗礼两者尽管表面形式不同,但其效力是同等的。新约与旧约中所规定的圣礼都是一种标记形式——称为sphragis,即“印”,是上帝与其所选之人立下的圣约。用圣济利禄的话来说,虔诚的基督徒“与亚伯拉罕一样,在洗礼过程中由圣灵施行割礼,从而得到了精神面的‘印’。”[3]


第二个主要论题来自圣奥古斯丁。当时希腊教会的神父们总是将亚伯拉罕接受旧约的割礼这一举动解释为他与上帝之约的原点,而圣奥古斯丁则强调割礼的作用在于它是凡人祛除原罪的一种手段。“(割礼)是向上帝的子民所施行的,象征着净化的一项益行,即使对婴孩的原罪也同样适用……正如洗礼一样……人类的自新历程就从接受此仪式的一刻开始。”[4]其后,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在西方世界被视为权威。

第三个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普遍见于诸多神职人员留下的著述中。该观点认为,基督受割礼是其赎罪的一个开端。由于亚当所欠下的债无法由他同样不肖的子孙们偿还,基督的血便成了这项罪孽的赎金——他所受的割礼是最初的手段,就好比他为了偿付全人类的罪而支付的首期。基督受了割礼,好使后来者不必再去承受这般折磨。借用圣盎博罗削[St. Ambrose]的话吧:由于基督为其追随者抵了这笔债……他以自身的痛苦换来的是我们每个人从此不需要再为割礼而流血。”[5]曼泰尼亚的杰作之一,《基督的割礼》[Circumcision](图62)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最早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范本,充分体现了其最本质的内涵。在该画中,圣母居于画面右侧,正用手将基督的脸转过来,在她那悲痛的眼神中满溢着对幼子的关切。画中亦可能同时包涵着另一个宗教信息——圣母是在用行动对我们宣言:“痛不及汝身。”[6]

第四点。神父们既将基督受割礼看作是受难的形式之一,继而提出这是由基督的意志所决定的自发行为。任何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写作者(及画家)都不会认为,割礼是被施行在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婴孩身上。基督教将耶稣受割礼视为救世主自愿将鲜血奉献给天主,这是对他日后受难并牺牲之天命的一次预演,亦是这场命运启动的标志

以及最后一个论点。早期神父文学将基督于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的这个日子与他受难后复活的时机联系起来。尽管这一论点的依据,在如今被我们视为一们不值一提的学科——神秘的数字命理学,然不能否认的是,它确实启发了一些伟大的思想。该论点的逻辑大致如下:数字七在基督教中是代表完整、圆满的数字,比如创造世界用了七天,世界注定要历经七个时期。而如果七意味着圆满,那么“七上加一”则意味着超越圆满。因此,数字“八”代表了复活与新生——传统建筑形式中的八角洗礼堂亦出自此典。基督从坟墓中复活也是在第八日——安息日的后一日;又比如世界在七纪后会在第八纪实现最后的重生。而几乎就在最早期的宗教默想文字中,上述这种关于基督之割礼的观念就已扎根(附录二十二)。从公元2世纪的殉道者游斯丁[St. Justin Martyr]至圣托马斯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都对基督降世后第八日举行的割礼其中的神秘主义意识有所关注,认为割礼的日期预示了基督的复活,因此也隐含着终极的大复活之日。


[1] 在本文中,有关“修”一词的合法性,见附录二十三。此外,这个词也出现在加尔文[John Calvin]关于割礼的讨论中,见Institu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V, XIV, 21

[2] 在约斯的画中,有关孩子脚边切开的柠檬的意义也许与茱丽叶的奶妈挖出来的苦艾相近(见《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第一幕,第3场)。也就是说,暗示着孩子将要断奶,悲伤的时刻将要到来。画中,一把十分扎眼的刀子暗示了未来更深一层的伤害。而在维也纳美术学院收藏的一幅作品中,左边的百合花瓶被一杯酒代替,孩子裸露的生殖器被圣母用手指仿佛加以强调似的“框”住了。

[3] 有关出自耶路撒冷的圣济利禄[ St. Cyril of Jerusalem]的这段文字以及对“印[seal”的讨论,请参阅Daniélou, The Bible and the Liturgy, pp. 6369。后来,神学家们争论的是如何从有效的恩典这一层面去区分割礼与洗礼这两种圣礼,但从圣奥古斯丁到加尔文,这些论战中的论点都对我们的主题无甚影响。

[4] On Marriage and Concupiscence, II, 24, p. 292.

[5] St. Ambrose, Letters, p. 93

[6] 曼泰尼亚对割礼的描绘在杰克·M·格林斯坦[Jack M. Greenstein]的一部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见Jack M. Greenstein, Mantegna and Painting as Hitorical Narrative, Chicago and London, 1992。这项研究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启示,让我们得以一窥曼泰尼亚在神学上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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