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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版)正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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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然而,类似思路的转换恰是基督教论象征体系的特色,可类比的例子还有基督的性器官与酒神巴克斯的阳具之间的置换;神秘的羔羊与任何一种兽形纹章;基督的荆冠与俗世君主的王袍;基督受难之刑具[ arma Christi ]与代表王权的骑士纹章盾;以及十字符号与罗马之鹰。基督教从古罗马军国主义中汲取了标准化的纹章图样,或是作为一种炫耀得胜的战利品。作为古罗马帝国标志的猛禽,被直接置换成了基督承受钉刑的十字架,成为标志基督教胜利的 徽 章。在这个例子里,基督教对古代传统的象征义的转换仅限于表面形式。而在分析、比较“阴茎夸耀”象征义之转换的这一举例中,其困难之处就在于两种图式在形式层面上的相似,而对个案意义的分析,最终只能在各自的语境中进行——然这个语境又属于普遍共同信仰的一部分。 圣婴展示性器官,并非为主张充满攻击性的阳刚之力 ,恰恰相反,其意在表达上帝在受肉后同时也具有了人性的弱点这一假设。它并非对至高无上的肯定,而是 造物主对自身与凡人血脉相通这一屈尊之举的认可,造物主降格至与其所造之物同享一个身份是全然心甘情愿的 。不仅如此,基督的性器官的寓意亦有别于酒神的阳具,它象征的不是大自然的繁殖力 —— 通过割礼,象征着对被污染了的自然的修葺 —— 是为了献祭上帝而奉上的牺牲。 [1] 这生命力的象征最初所产生出来的不是精子,而是象征救赎的鲜血;借用诗人克拉肖献给受割礼的圣婴的辞藻,它生产的是“死亡在孕育过程中所结出的最初的果实。”我们注意到在约斯 · 凡 · 克莱弗[ Joos van Cleve ]与雅各布 · 约尔丹斯[ Jacob Jordaens ]杰作中,出现了某种共通的情结:在两件作品中,都以红珊瑚十字架念珠串与宝石去掩映、装饰圣婴的私处。(图 59 、 60 ) [2] 约斯 · 凡 · 克莱弗,《圣家族》,约 1515—1520 ( 49 x 36.5 ),伦敦,国家美术馆 雅各布 · 约尔丹斯,《圣家族》,约 1620—1625 ( 123 x 93.9 ),伦敦,国家美术馆 异教统治下的古代文化,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艺术 如何发掘宗教神话的内涵提供了指引。在我们所探讨的图像中,圣婴的阴茎被指派去担当救赎人类这一使命中一个残酷而积极的角色,它不仅是基督具有人性的证明,还经历了基督在诞生之初所践行的第一次牺牲。被暴露 —— 或是被“神秘羔

(1983版)正文- 07

 07 我的第三项思索关注的是基督的救赎之责。 与地上的芸芸众生相比,基督所具备的 人性最独一无二之处在于:他的人性免于原罪的一切玷污,这一点同样与其性器官紧密相关。不但基督自身没有犯下任何原罪,且其诞生亦没有受到人类代代相传的原罪的污染。如此想来, pudenda [耻部]一词(意大利语: le vergogne ;法语 : parties honteuses ;德语 : Schamteile — 全都含有 “令人羞耻的部位”之意)就基督的躯体而言,是一个错误的措辞。因为该词源于拉丁语的 pudere ,即 “使人感到羞耻”之意。而羞耻感正是原罪带来的代价。正如圣奥古斯丁所云:“当我们远古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开始遮掩下身时,令他们感到羞耻的事物至今令我们羞耻。那是原罪所招致的惩罚,是原罪带来的灾祸,也是原罪留下的印记;那是引发原罪的诱因,也是驱动原罪的推手 ;是我们身体的法则与我们思想的法则相对抗;那是由我们自身产生,对我们自身发起的反叛,是这个我们难以驯服的身体部位对我们自身发起的最正当的报复。这才是我们羞耻的根源所在,而我们亦应当为之羞耻。” [1] 但在犯下原罪以前,亚当与夏娃并不会为赤身裸体感到哪怕一点难为情;羞耻心是在人类堕落后产生的。多亏了基督这位 “新亚当[ New Adam ] ”,人类才得以重拾堕落之前,面对裸体时坦荡自在的状态。既然基督要将人性从原罪中解脱出来,他有什么理由要为其肉体的性征感到羞耻呢?凭借这一点,是否足以使基督的性器与其圣痕[ stigmata ]并列,因二者同样是值得夸示[ ostentatio ]的标志?道成肉身之 “道” —— “不为罪污,不为死朽[ whom sin could not defile nor death retain ] ”(大利奥[ Leo I/St. Leo the Great ]如此说) —— 因其肉体不会违背灵魂的意愿,其性器官也无需承受因违抗意志而招致的惩罚。归结起来,可引用教皇洪诺留一世[ Pope Honorius I ]在 634 年致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信中所书: “我等肉体来自天意,本应无罪。”故而,无耻可感。 [2] 然而,按照自守原则,把基督的下体遮蔽起来仍是更为妥当的表现方式;如此一来,两项原则间冲突给艺术家的工作带来了压力和高风险。如果彼时的艺术家们汲取了同时代所宣扬的

(1983年版)正文 - 06

 06 基督的躯壳中的性器官,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言表的,这一禁忌起初是受到基督教禁欲主义[ Christian asceticism ]影响,后来则纯粹是受礼教[ decorum ]约束。 除了涉及割礼的论述外,神学著述中几乎从不谈论这一问题。而在不得不承认基督的性器官存在的场合下,一般只能用委婉、隐晦的表达法 。因此神圣的 “道”( Word )通过圣母的子宫得到的人性需要如此描述 —— 一个源起自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的年代,一直流行至 17 世纪的固定表达法 —— “一个完人应有之物他尽有之”(附录十)。对布道者和神学家而言,这样的表达已经足够清晰了,并不需落实到生理结构层面。 然而,情况对图像创造者而言则大不一样了。我们必须考虑到,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家们是自基督教创立以来,首先受命要以自然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艺术家,同时又是所有基督徒之中,唯一因职业需求,必须逐寸逐尺地量度基督的身体的一群人。 他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此敏感,即使不得不诉诸于口也要小心推敲不可失礼的私密问题,比如说:基督是把指甲剪得又短又齐呢,还是任其自由生长至超出指尖的长度 ——探究 诸如此类超出礼节的种种琐事,本就等同与在亵渎的边缘试探。 在此类问题上,若是信仰不够坚定的文艺复兴艺术家,便担不起刻画基督双手的重任,遑论他的下半身。因为,即使要刻画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被斗篷遮蔽,艺术家也必须仔细斟酌,到底需要遮蔽多大的区域,是让布料自然下垂,还是该让它像旗帜一样迎风飞扬;还有,他的缠腰布应该密不透风还是透明如蝉翼,应该令其用于揭示,还是遮蔽?基督完完整整的身体就只存在于这些人——画家与雕塑家——的脑海中,其中一部分人甚至会思考他的性器官 —— 非思有邪也,只为印证那句 “我主真神,投人胎而为人子,他自身是完整的,他在我们之中亦是完整的(附录十一)。” [1] 我的第二项思索有关于基督的 事工使命 [ Ministry ]。当艺术家在塑造成年的、活生生的耶稣的时候,并不会把明示其性别视为原则 —— 除了在某些特定情境里,依惯例需要表现基督受洗的裸体(见附录十二)。其余对性器官的表现都集中在 “道成肉身”和“耶稣受难”两大主题中; 换言之,裸体图像要么出现在基督的婴孩期,要么在其垂死及复活时 。在这个问题上,安德烈 · 德尔 · 萨尔托[ Andrea del Sarto ]

Gestural Trace-老爹篇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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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版)正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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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这便是文艺复兴绘画艺术中“ 以写实证道(the realism ... justified in the faith) ”。基督“道成肉身”,是上帝至伟之功,那副完全真实的血肉之躯即是最好的证明,而极力宣扬此事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宗教任务。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在表现圣婴题材的时候应当心如明镜 —— 尽管就普遍认知而言,此类揭示、把持圣婴性器官的场面有违教义中的自守[ modesty ]礼节(图 1 、 5 、 15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巴尔东作品中所描绘的行为上(图 13 ):如果此般行径确系文艺复兴时期家庭生活的司空见惯,那么除非其主角是圣婴,否则便没有用艺术来表现的价值 —— 没有任何一个凡人之子需要为其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人性大肆庆祝 。因此巴尔东在版画中描绘的行为,既是司空见惯,又是独一无二的;对 人间而言这只是一项民俗,但在基督身上施行却有特殊的意义 。正因司空见惯,我们能够理解其内容,又因主角是基督,如此不体面的举动可以得到宽恕。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基督从十字架上降下时以手触碰自己的性器官的母题:引用该母题的艺术家明白这是属于凡人的举动,只因施行者是基督,才具有了刻画的意义。 图15.  巴尔托洛梅奥·蒙塔尼亚, 《 圣家族 》 ,约1500,伦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甘比尔-帕里藏部 此类图像既自然写实,又富有神秘色彩,此两面互为表里,依存共生。对如此皆大欢喜的 “双赢”网开一面,是为西方天主教会特有的宽容 —— 经过基督教义洗礼后,西方自然主义绘画自 13 世纪中期已开始崭露头角。当然,对基督的人格予以肯定亦非西方教会的独占特权。所有秉持正统教义的基督教徒,不论是拉丁派还是希腊派,艺术家或普通人,都必定承认: 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中,上帝与人立下盟约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然而,尽管同样意在礼赞“道成肉身”让上帝与人得以联合这一事件,西边的艺术家却逐渐把关注点从遥不可及的神威,转移到可被人感知、爱戴并模仿的事物上来。 [1] 拜占庭宗教图像把成了肉身的“道”加冕为人间的王 —— 对于 他的人格面,只需交待基督自凡人女子玛利亚所出,点到即止;而在另一面,西方世界的艺术却契而不舍地发掘如何竭尽所能地通过表现凡人血肉,去展现基督的人格面。写实主义成为一种敬畏上帝的仪式,越是逼真也就越发可贵。 然而我们还需追问, 为什么表现基督的人性,非要选择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