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版）正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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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艺术品的创造者的观念中，观众应理所当然地接受的是：凭“道成肉身”降世的基督，其神格并不需要任何昭示。文艺复兴艺术中婴儿耶稣的形象，与在拜占廷及中世纪时期艺术中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文艺复兴式的“自然主义”表现，更重要的一面在于基督教理论重心的转移。在早期基督教艺术中，圣婴的绝对神格，以及他与全能圣父［Almighty Father］两者地位的完全对等性，是需要一再强调的核心，以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不信者的挑战——最初是为了对抗正统犹太教中的死硬派，及信奉异教的怀疑论者；接着与北欧的异端教派发生冲突；最后则是伊斯兰教（附录六）的威胁。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中，圣婴必须保持绝对的威严与僧侣般的姿态。即便是拜占廷宗教艺术中被称为Glykophilousa，即“柔情圣母”主题的作品中，圣婴也须身着拽地的法袍。用奥托·德穆斯［Otto Demus］的话来说：“拜占廷艺术的图像……永远止于‘像’［image］，是一个神圣的符号，不应掺杂任何世俗的、现实主义的描绘。”[1]然而对一个在天主教正统思想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西方艺术家而言，向世人证明圣婴有神性远不如证明上帝有人性［humanation］那么重要。[2]这种宣示，也成为文艺复兴基督教艺术中所有刻画耶稣诞生、三王来朝、圣家族及圣母子题材的艺术品的基调（附录七）。

我从约翰·欧麦利［John O’Malley］近来的一部著作中获益良多。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城中布道的褒贬式修辞》［Praise and Blame in Renaissance Rome］（译者注：原文在下文提及、引用该书名时一般简写为“Praise and Blame［褒贬式］”，特此说明）一书中，首次对1450至1521年间的罗马教廷内的布道活动进行研究，得到极为卓越的成果。欧麦利在书中引用了15世纪晚期一位作家（布兰多利尼［Aurelio Lippo Brandolini］）对传道者的一段劝诫：“与过去那些必须苦苦探索、争辩真理为何的时代的人们相比，生活于基督纪元的人们只需尽情享受真理的恩典就够了。”[3]因此，传道者无需多费唇舌去说服民众要坚信不移，他的主要任务，应是激起信众的感恩与喜悦之情。与之相应，布道的内容也着重于传扬道成肉身所施予世人的恩惠；而基督教徒对此的回报则是崇敬与赞美。

“文艺复兴时人们称颂得最多的就是上帝的造物与作为。”在这些功绩中最卓著者有二：其一是上帝创造世间万物；其次则是上帝以人的血肉之躯降临凡间。当时的传道者在布道中一再地申明，两件壮举中，后者又是超越前者的——因为物质世界已被证实会被人类的罪行所污染；而道成肉身的奇迹则将世界从污秽中救赎出来，因而后者的善是永恒的。[4]

欧麦利在书中写到，“西方教会的神学理论愈来愈着眼于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以及基督从受难、死亡到复活，这几个相互衔接的事件中所蕴含的救赎意义。”[5]而文艺复兴时的传道者对“道成肉身”的极力推崇简直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欧麦利接着写道，“如此不遗余力的推崇，目的在于把基督在圣母的子宫之内获得凡胎肉骨，化身为人这一事件看作是拯救、重塑人性的原初起点，而其后基督一生中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都看作是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无论是伤患缠身的人还是世界自身，一切因人性堕落而造成的伤害都能够被治愈……在‘道成肉身’应验的那一刻便已成立。”

我们的探索到了传道士这个层面，是否可以就此打住了？我与欧麦利教授所见略同的一点是，他发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布道中的“道成肉身论”从文艺复兴前夕开始，至整个文艺复兴期间，都是艺术创作中最本质的主题。艺术成为了一种颂扬的手段：人们无数次地咏颂上帝将神格寄宿于柔弱凡胎中，令血肉升华人的恩典，使其获得不朽的特权。而艺术所礼赞的，正是神圣之力在分享了人性之后所实现的修复之功。

“道成肉身”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与力量，却凝聚在这不过一臂之长的乳儿之中。[6]这一事件的意义甚至超越了开天辟地的创世之举。后人反复给予这个奇迹以肯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宗教艺术的一段主旋律：上帝的人格面。且逾是“超凡入圣［superwonderful］”（圣文德［St. Bonaventure］如是说）之事，逾是要用具体、可感知的方式去呈现（附录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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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tto Demus, “The Methods of the Byzantine Artist,” The Mint, no. 2 (1948), p. 69.

[2] 英语中的“humanation（化身为人）”一词，尽管自17世纪后就被“incarnation”所取代而逐渐被淘汰，但仍然在词汇表中作为活跃词汇占有一席之地；它与德语中的同义词“Menschwerdung”有着至少同等的地位。而意大利人则永远不会抛弃这个词；你能在圣诞节期间听到人们歌颂“Cristo è nato e humanato（基督诞生且成人）”。

[3] 拉丁原文可参见O’ Malley, Praise and Blame, p. 70, n. 97。另见该书76页，关于从信徒身上激发信仰心乃多此一举的叙述。

[4] 出处同上, pp. 138—139。

[5] 出处同上。以下引用文字出自圣文德，可视为一种标准的传统叙述：“人类已经通过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摆脱了死亡以及导致死亡的原因：功劳在于基督之死”（Breviloquium，IV，9，p。 173）。在东方教会的神学理念中，基督的复活比道成肉身的相对地位更高一些，体现在9世纪时一位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弗提乌斯（Photius）的话中：“迎接了我主降世的那座伯利恒的马厩是一个奇迹……因他刚从一位处女的子宫中出世……而更伟大的奇迹发生在那墓穴中；……我主的降世在后者那里正式终结，达成了目标……”（Homily X, 7, pp. 209—210）。显而易见的是，此处的表达并没有表明这是不可撼动的信条之一。这不是教义范畴的问题，而是修辞上的强调。

[6] 用圣伯纳德［St. Bernard］的话来说，“为了与世界和解，上帝将其自身放入这婴儿之中”（Song of Songs, I, Sermon II, 8. p.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