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版 致谢/作者序

 

致谢（1983年初版）

里奥·斯坦伯格

本文是于1981年11月1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莱昂内尔·特里林研讨会［Lionel Trilling Seminar］上初次对外公开的，现场受邀的评议专家有：尤利乌斯·S·海尔德［Julius S. Held］和约翰·W·欧麦利［John W. O'Malley］，对于海尔德教授在评议会上见地颇深的点评，我已在附录中竭尽所能地予以回答。而欧麦利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则在得到他本人许可后收录在本书中（见后文篇章）。

在此，我必须感谢许多曾助我一臂之力的人物：罗马的鉴赏家杰克·弗莱贝格［Jack Freiberg］；夏洛特·拉卡兹［Charlotte Lacaze］博士，她为我在法国博物馆、图书馆之间搭起了必不可少的桥梁；亚当·雅各布斯［Adam Jacobs］，我在慕尼黑的好兄弟；佩皮斯［Pepys］的艺术家兼设计师，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玛丽·坦纳［Marie Tanner］博士，在她的大学时代引我安然通过危机四伏的“雷区”；哥伦比亚大学的亚瑟·丹托及理查德·库恩斯［Richard Kuhns］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艾尔弗莱德·克瑙尔［Elfriede Knauer］与乔治·克瑙尔［Georg Knauer］；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的亚伦·歇斯塔克［Alan Shestack］；克拉克艺术学院的迈克尔·康佛蒂［Michael Conforti］；还有拉尔夫·苏斯曼［Ralph Sussman］博士，向他卓越的心智与高超的技艺致敬。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此项研究的岁月里，我的福星高照，得到三位研究助理的鼎力相助——我与这些年轻人成为至交好友，这份情谊延续至今。过不了多久，这些青年才俊便将在我们这一专业领域建功立业，他们的名字是：约翰·库纳尔利［John Cunnally］；杰克·格林斯坦［Jack Greenstein］；凯文·萨拉提诺［Kevin Salatino］。

接下来，我还必须感谢我的电话——它助我在一念之间联通天南地北，为我带来纽约亨特学院的韦恩·戴恩斯［Wayne Dynes］的渊博学识；哥伦比亚大学的尤金F.赖斯［Eugene F. Rice］为我解答关于拉丁十字的疑问；丽莎·米勒［Lisa Miller］那振奋人心的声音和细心聆听的耳朵；或是从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er］那里得到一句鼓舞人心的话语，告诉我他当下蛰居之处的地址，一个曾让我魂牵梦萦之地，一个哪怕前路漫漫，仍可让我安心去往的桃源之境。

我还欠了欧麦利教授一笔“学术人情债”，鄙人安之若素，自愿承情。这份“人情”指的自是他卓越的研究工作，以及在提供稀有的史料来源时周到的教养风度——鉴于本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教皇驾前作的布道演讲文稿的知识上的匮乏。欧麦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城中布道的褒贬式修辞》［Praise and Blame in Renaissance Rome］一书中对这些布道文进行了研究，这部著作赢得了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马拉罗奖［Marraro Prize］，赢得了“不论对任一层面的意大利文化与历史研究而言，年度杰作这个头衔都当之无愧”的盛赞。本人对此番评价亦深有同感，在此亦提醒读者，欧麦利教授从布道文稿中得出的结论，在文艺复兴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而欧麦利在回邮信中给我的反馈，其措辞之肯定，让人不禁想起那些重振信心之集会上让人热血沸腾的演说。

在本文正式成书出版前，《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基督之性征……》一文在杂志《十月》，第25号（1983年夏季刊）中初次发表成文。罗瑟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与安妮特·迈克尔森［Annette Michelson］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整整一期杂志版面都用于刊发这篇与期刊通常意趣相去甚远的文章。对于她们的坚韧果敢，我在此献上十二万分的敬意。而我是如此地幸运，《十月》杂志的道格拉斯·克里普［Douglas Crimp］先生是一位出色的编辑，感谢他仅滤去了我那些一文不名的冥顽，同时没有舍弃任何一个值得重视的小节。

而在重读上述内容之后，我不禁慨叹于社交套路对塑造外在人设的重大作用。本文作者竟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人缘极佳、备受爱戴之人。他说自己“福星高照”、“幸运”且“安之若素”，即使这只是他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在这片乐土上，人们不会满口怨言，无须担心因失言而伤人或受伤。谁曾想写下这些溢美之词的会是一个性情乖戾的“刺头”呢？不过，这或许就是此类声明的益处所在。在种种礼节的包装下，再恶意的笑话也能让人置之一笑，同时让作者本人有幸一瞥他本当如是的那般人物：正如他在这篇致辞里所假装的一样，若是他能够及早养成每天对身边人表白一番谢意的好习惯，想必是极好的。